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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刘金松/文42岁的杜国旺和15岁的占海特有一个共同的梦想能够参加异地高考。杜国旺是内蒙人,在北京工作,他的儿子正在读高三,明年即将参加高考;占海特的户籍在江西,4岁时候随父母到上海生活,读完初三后,就辍学在家。

2013年的北京、2015年的上海,在异地高考这个问题上,杜国旺和占海特都面临同样的不确定性。杜国旺希望他的儿子能有机会参加明年北京的高考;占海特则希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学也能达到和上高中一样的学习效果,甚至远远超过。

2020年,八年之后,不管是杜国旺的儿子还是占海特自己,都已过了高考的节点,他们的未来可以有N个方向。但在对异地高考的期望上,杜国旺和占海特都希望自己是最后一个受困扰的人,杜国旺说,“即使我的孩子成功不了,能够帮助别人成功,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成功。”占海特则希望她5岁的妹妹不再经受和她同样的烦恼。

1999年,杜国旺从内蒙古来到北京追求梦想,在大学教过物理和计算机,后来到私企工作。和众多“北漂”相比,杜国旺是幸运的,他在来北京的第三年就获得了北京工作居住证(俗称“北京绿卡”)。这让他几乎可以享受和北京市民一样的福利待遇,除高考以外。

也就是这一年,杜国旺把儿子从内蒙接到了北京。同样是在这一年,北京申奥成功,申奥成功的当天晚上10点,他和朋友一起驮着儿子随着人群沿长安街庆祝。前几天,他还特意把这张记录了珍贵的记忆的照片翻出来,贴到了微博上。

占海特则在4岁的时候随父母去了上海,从幼儿园、小学、初中,尽管因为户籍问题在上学问题上费了一番周折,但还是一路读了下来。初中之后,因不能参加中考,她不得不中止了自己的学业,在家自学。

杜国旺和占海特的经历是目前转型期的中国,大多数流动人口在教育问题上面临的共同难题。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截至2010年,中国有2.2亿余人离开户籍地迁居异地工作或生活。在北京,非户籍常住居民达704.5万,占常住人口比重的35.9%,上海、深圳的非户籍人口比重更高。

这些数量庞大的非户籍人口,其事业、家庭、不动产、交际圈均已扎根于所生活城市,绝大部分人不会再返回原籍。但根据中国当前的高招制度,大多数考生只能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只有黑龙江等少数省份从今年开始允许非户籍学生参加当地高考。

由于全国教材和高考试卷不统一,这迫使大量城市非户籍人口不得不把孩子送回户籍地读书,大量孩子即使随父母在居住地城市读到初中最终也要回到户籍地读高中和参加高考,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留守儿童”现象,并可能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异地高考的障碍已成为制约人口流动、影响社会和谐的一项隐患。今年两会前夕,来自全国各地的9万多名随迁子女家长,发布了致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呼吁信,要求关注教育公平,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允许随迁子女就地高考。

2012年8月,教育部等四部委制定了《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下称“《意见》”),并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求各地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原则上应于2012年年底前出台。

目前已有十多个省份公布了各自的异地高考方案或方案出台时间表,最早公布异地高考方案的山东规定,从2014年起,凡在山东省高中阶段有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均可就地报名参加高考,并与山东考生享受同等的录取政策。最近公布的黑龙江及湖南版异地高考方案,进一步放低了门槛,以尽可能地方便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根据湖南的方案,随迁子女仅凭学籍证明和其父母居住证即可在湖南报名参加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不需提供其父母的工作证明、住所证明和社保证明等繁杂手续。错过今年报名的随迁子女还可以进行补报。

推进异地高考,解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难题已是大势所趋。但人口流入最为集中的京沪粤目前尚未出台方案,杜国旺和占海特还需要继续等待。

在教育部等四部委出台《意见》前,杜国旺和一些家长每个月都去教育部,咨询孩子的异地高考问题如何解决。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意见》各地拿出方案后,杜国旺和非京籍的家长们则开始到北京市教委咨询,什么时候出方案、高三的学生今年能不能报考、方案出台后是否可以补报。

不管是去教育部还是教委,他们大多数时候得到的都是“正在研究”、“正在紧锣密鼓研究”、“领导对这个事也很着急”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坚持。截至2012年10月份,这些随迁子女家长共计走访教育部40次,北京市教委24次,发放宣传单页无以计数,征集签名迄今已经超过10万人次。

2012年10月11日,随迁子女家长代表和北京市教委工作人员终于有了一次深度沟通。当天,根据教委工作人员的要求,只能是五个代表列席,两个代表陈述,其他家长被挡在接待室外。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年轻的郭老师,杜国旺拿出准备好的材料,一条条陈述随迁子女家长们提出的建议,并且呼吁北京市教委能够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另一方面,郭老师则详细谈了北京的城市规划、承载能力,城市功能定位,对于家长们最关心的北京市异地高考政策问题,回答依然是“正在研究”。

和杜国旺的经历相类似,占海特为了能参加上海的中考也曾多次向当地教委、政府部门反映诉求。一次占海特和老爸到上海市政府信访办,信访办的人让父女俩去教委,上海市教委一位负责接待他们的工作人员不紧不慢地对她说,去读中职校吧,不愿意就回老家。去的次数越多,占海特越感到绝望。每次去得到的答复都一样,后来还曾给上海市领导写信,转到教委后,得到的同样是冷冰冰的格式化的答复。

最终,占海特成了全班唯一一个没有资格参加上海中考的学生。绝望的占海特在今年5月份提前回家,成了一名辍学少年。

实行异地高考可能对本地学生升学造成的冲击以及可能带来的人口增加对城市承载能力的考验,是京沪最为担忧的因素,两个因素中尤以后者为重。

占海特所在的上海,对非本地户籍学生的中考、高考并非铁板一块,对持《上海市居住证》(A证)人员的子女、在沪定居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侨民、考生父母双方或一方是在沪高校、科研机构博士后流动站在站人员等10类非上海户籍学生可在上海参加高考。为了能在上海参加高考,一些不符合以上10类条件的随迁子女甚至不得不改变国籍,花几万元钱随便把国籍改成某个不知名的岛国,摇身一变就成了在沪“侨民”。

北京到目前为止则是以户籍为唯一的通行证。像杜国旺一样拿到了工作证的非户籍人员也被挡在了门外。

一位参与了《意见》制定的专家表示,“要是什么都不放,社会有意见;要是没有条件,就乱了。”在这位专家看来,地方要把基本情况进一步调研,才知道条件怎么设置,像上海正在搞积分制,就是根据城市需要多少人来设置条件,用积分的办法来认定,“当然,城市需要的不仅是高端人才。也需要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各种技能型人才,社会服务性人才来。”该专家说。

京沪等地之所以将异地高考看作可能导致人口暴增的诱因,是因其户籍红利。目前高校的录取依据行政区划划分录取名额,京沪因名校聚集等因素而能获得较多录取名额,在同一批次的录取比例上往往能较其他省份高出数倍。

从目前推行的异地高考方案看,虽然黑龙江、湖南等对异地高考都设置了较低的门槛,但人口流入集中的京沪,更可能采取“有限准入”的方式。不管是上海的积分制还是根据北京方案设置的门槛,能够享受异地高考便利的只是少数随迁子女。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规划研究部主任文辉表示,在异地高考上实行有限准入,虽然让一部分随迁子女享受了异地高考的便利,但实际上是进一步强化了附着在户籍上的教育福利。这不符合未来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真正的改革方向应该是逐渐淡化户籍在教育中的影响,从而为户籍改革“松绑”。

长期呼吁教育公平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认为,应该取消目前的分省命题和录取制度,在对少数民族、老少边穷等落后地区进行适当照顾的基础上,实行全国统一试卷、统一录取分数线,以学籍作为高考报名的条件,既从根本上实现了教育公平,也在消除了京沪等地担心的放开异地高考后的人口激增的隐忧。

也有观点认为,应进一步扩大高校的自主招生权,直至完全实现高校自主招生,从而实现报考同一学校的所有学生,均采用同一标准录取。

8年之后的2020年,占海特的妹妹也到了读初中的年纪,占海特希望妹妹可以不再为户籍而担心,可以不再为了能在上海参加中考而成为又一个“小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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