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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到1977年你能考上大学吗?

1977年报纸上刊登的河南省高考招生的高等院校和专业。1977年5月24日,第三次复出的发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线年的高考有重新开科的可能。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问道:今年恢复高考是不是来不及了?与会者回答:今年只要做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招生。果断决策——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

与过去的惯例不同,1977年的高考不是在夏天,而是在冬天举行的,有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虽然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但是它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

当年七七级高考生汪向明回忆道:“真正得到高考的确凿消息也就是40天,当时没有复习资料,那时中学的教科书一本叫《工基》,一本叫《农基》,和高考是两个路子的。”

很多青年人的求知欲、读书欲被唤醒,被激活。这是恢复高考后上海图书馆门口的历史影像:一大清早,图书馆还没有开门,青年人就已经在门口排起了长队。

国家一时竟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考卷,于是,中央果断决定调用印刷《选集》第五卷的纸张。经历过“文革”的人不难想象,作出这一决定需要何等的勇气。

500多万从十五、六岁到三十六岁的应考者涌进考场,这是当年准考证以及背面的考试须知。

有资格报考的人蜂拥而至,甚至不少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师生携手同进一个考场,一块来挤“独木桥” ,来跨越这道“穿草鞋””与“穿皮鞋”的“分水岭”。于是乎,考生的年龄和文化以及反映在答卷上的水平都参差不齐。

1977年的高考不是由全国统一负责出题的,而是把命题权放到了各个省。1978年的第二届高考国家收回命题权。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不仅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尤为重要的是为我国在新时期及其后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不仅具有很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977冬天里的高考记忆

1977年,江宁县中学学生报名参加高考。江宁县中学决定,在高二学生中挑选7名品学兼优的同学,参加这一年高考,能考上最好,考不上也可以提前感受一下高考的氛围。1977年高考是中国高考史上唯一一次在冬天举办的高考。进入同济大学就读的吴新纪感恩高考带给自己的机遇, “高考使年轻人平等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恢复了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教育的价值观。赶上了恢复高考第一年,见证了江宁开发区从农村发展到如今全国排名第六的开发区,王兆健不无慨叹: “一路走来,我们的人生,我们周遭的环境,变化可谓翻天覆地。高考不但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教会了我们要努力拼搏,不断地向前奔跑。

1977年,江宁县中学学生报名参加高考。前排右三为吕晓其、右四为王兆健,二排左四为王一心。(据当时老同学回忆)

“照片中间,倚靠在课桌旁边的就是当时才上高二的我。”在手机上打开“百年征程 初心永恒——中国在江苏历史展”的网上展馆,南京市民吕晓其指着一张拍摄于1977年高考前夕的老照片,一眼就认出了自己。这张老照片的拍摄者名叫许明义,图片说明为:“1977年,南京市江宁县中学学生踊跃报名参加高考、写决心书服从祖国挑选。”

照片中的吕晓其16岁,站在记者面前的吕晓其61岁。岁月的年轮转过了一圈又一圈,但始终没有褪色的是那份深藏于心中、对于高考的珍贵记忆。

“高考”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简称,其历史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初。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百废待兴。当时,大多数高校采用自主命题、自主考试的模式。这一从解放前沿用下来的招生方式导致了高校之间生源不平衡等诸多弊端。1952年,教育部发布通知,全国高校招生采用统一高考,第一次高考于当年8月15日、16日、17日举行。1966年,全国统一高考因故被迫停止,高考之门从此关闭11年之久。

1977年6月,“文革”已经结束,社会上要求恢复高考的呼声日益强烈。同志在听取了有关专家关于深化教育改革的意见后指出,恢复高考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10月2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向全社会宣布恢复高考这个好消息。

“1977年下半年,我在江宁县中学读高二。10月下旬,中央宣布恢复高考。消息传来,学校都沸腾了!”吕晓其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之中。他说,读小学、初中时,“高考”只是一个模糊而遥远的名词,包括他在内的大部分同龄人都没有想到将来还能参加高考。

吕晓其回忆,教育部发布的《意见》中,规定工人、农民、知青、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在20-25岁之间者可以参加高考;为了最大程度招纳人才,国家还特别规定:“在校的高中生,成绩特别优良,可自己申请,由学校介绍,参加报考”。

1977年11月15日,设在江宁县中学的高考报名点开始报名工作。江宁县中学决定,在高二学生中挑选7名品学兼优的同学,参加这一年高考,能考上最好,考不上也可以提前感受一下高考的氛围。

“这张照片记录了当时热火朝天的报名现场。”40多年后,吕晓其依然能准确描述报名现场的情景,教室的黑板报上写着:“搞好大学招生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奋斗!”右边墙上书写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听从祖国挑选!”报名的课桌上铺着“请战书”,上写:“积极报名参加高考,站出来让祖国挑选!”铿锵激昂的文字,表达着高中生们对进入高校学习的急迫心情。

“同学们情绪高涨,纷纷在递交给学校的‘请战书’上签下名字,同时向老师询问高考的相关信息。”照片上的吕晓其身穿一件中山装,吕晓其说这是他16岁时最好的一件衣服。几天之后,他和另外6名同学拿到了1977年高考准考证,“这是我人生的第一张准考证,也是我最珍视的一张准考证,妥善保存至今。”在记者镜头前,吕晓其拿出了准考证,上面除了区(县)、姓名、编号等信息外,还有一张青涩的单人照。同时盖印着“宁在”二字,“‘宁’是南京,‘在’是指‘在校生’,这证明了我们是少数几位提前参加高考的南京在校高中生。”

1977年高考是中国高考史上唯一一次在冬天举办的高考。那年12月,570多万年轻人从学校、农村、工厂一路走来,怀着忐忑的心情和飞扬的梦想,奔向考场。经过激烈和公平的竞争,1978年春,27.3万年轻人迈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

那一年的高考,录取率仅有4.8%,差不多每29个考生中,仅有一个人能考上大学。吕晓其的成绩并没有达到分数线,但他对自己在那次高考中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毕竟自己当时才读高二。后来,吕晓其考上“南京汽车制造厂技工学校”。“说来也是有意思,我考南汽技校时,学校在招生时参考了我1977年高考时的分数。他们认为,我虽然没有达到分数线,但对于一个高二学生来说已相当不错了。”

1977年的高考,江宁县中学派出的7名“探路”的学生都没能考上,但吕晓其的同班同学中,依然有多人在后来几年陆续考上了心仪的大学。如今生活在无锡的王一心和原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吴新纪是其中的两位。

来自军人家庭的王一心也是江宁县中学1977年首批参加高考的7名在校生之一。老照片上,人群中露出一张脸的是王一心。他还记得1977年冬天的那场高考:“那年高考考了两次,11月考了数学、语文,12月考了地理和政治。”虽然首战“失利”,王一心没有气馁,回到学校后继续准备1978年夏天的高考。他回忆,1978年高考之前,学校在晚上安排了补习班,大家通宵“恶补”,恨不得将过去浪费的时间全部“抢”回来。除了时间不够,还有一个难题,那就是高考辅导教材严重匮乏。王一心记得,那时能够找到不多的几种复习材料,大家只能互相交换借阅,甚至还要手抄。

1978年夏天,王一心再次走进考场,这一次,他的心里更有底了。“化学89.5、数学81、物理79……”40多年后,王一心对当年的高考成绩依然如数家珍。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的电子工程系电真空器件专业。

记者辗转联系到吴新纪,60岁的她告诉记者,当年自己还是一个小姑娘,学校号召大家提前参加高考,她和同学们一样踊跃报名,“当时我们想的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随时接受祖国挑选。”

吴新纪并没有在1977年就参加高考。后来,她转学到了南京二十九中,于1979年参加高考。在468万考生中,有28万人被录取,这其中就包括以优异成绩考上同济大学建筑系城市规划专业的吴新纪。

“我还记得,那年高考一共考了5门,每门满分是100分。英语也要考,但只占10分。”吴新纪回忆,自己的高考成绩不错,在老师的建议下,她选择了同济大学建筑系城市规划专业。

没有考上大学,吕晓其的人生同样有声有色。从南汽技校毕业后,他又考上了南汽职大,此后,他的人生轨迹和“汽车”密不可分,先后当过工人、团委干部、企业老总,退休前担任南京市江宁区宁安汽车检测有限公司总经理。

回顾人生道路,吕晓其坦言,44年前那次高考对他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尽管高考失利了,但我的人生却没有停滞不前,而是随着时代大潮一直不停地向前奔跑。”吕晓其说,高考激发了他们这代人对学习的渴望,磨炼了他们的意志,教会他们始终要奋发进取,不怕艰难险阻。让他感到骄傲的是,女儿2007年考上了南京林业大学,并获得园林景观设计硕士学位,如今在某设计院工作。“女儿圆了我的高考梦,高考也给了我们两代人享用终生的人生财富,那就是用知识和拼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进入同济大学就读的吴新纪感恩高考带给自己的机遇,“高考使年轻人平等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恢复了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教育的价值观。我们格外珍惜这次机会,在大学里发奋努力,像海绵一样不断地汲取专业知识。”吴新纪说,和77级、78级大学生相比,79级大学生以高中应届生为主,虽然很多人在高中时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知识体系,但进入大学后,大家很快熟悉并爱上了自己的专业,每个人都一心一意扑在对专业的钻研上。

大学毕业后,吴新纪被分配到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院工作,从那时起一直到退休,她见证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江苏城乡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城市规划方面取得成就的吴新纪说,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证明,高考不但改变了很多人的个人命运,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命运,使得中国日益焕发出年轻的活力。

王一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无锡电子仪表厂工作,后又加盟外企西门子公司,再后来自己创业,开办生产照明设备的公司。对他来说,高考不但使得自己能够进入大学深造,接触到更加高深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他对学习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和认知。“在南京工学院,老师常对我们说,你们进入大学,不但是来学专业知识的,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学习方法。因为学科在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变化,学会了怎样学习,才能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难题。”老师的这番线多年,他始终在不断学习,不断进取,将每一个人生阶段都过得很精彩。

出现在这张老照片上的,除了吕晓其、吴新纪、王一心,还有来自另一个班级的同学王兆健。

南京市江宁区电信公司的退休职工杨本俊看到本报的寻人启事后,激动地给我们打来电话,说他当年的班长王兆健就是照片中那个伏案执笔的人。

我们联系到年过六旬的王兆健。据他回忆,他是1978年参加高考的,全年级150人参加,只有不到10人考上大学。尽管自己高考失利,王兆健心中却种下了一颗要奋斗拼搏的种子。1978年,他被分配到江宁县丝织厂工作。两年后,厂里选拔年轻人上大学深造,他被派到苏州丝绸工学院学习,圆了大学梦。毕业后,王兆健回到江宁县丝织厂工作,一直干到了厂长助理。十来年间,这个厂发展成为拥有1000多名职工的集体企业,“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的产品连续多年获得国家创优奖,承接了大量国外订单。”他的脸上洋溢着骄傲的笑容。1992年,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破土动工。同年10月,王兆健被调至开发区管委会负责招商引资等工作,一干就是近30年,直至去年退休。

赶上了恢复高考第一年,见证了江宁开发区从农村发展到如今全国排名第六的开发区,王兆健不无慨叹:“一路走来,我们的人生,我们周遭的环境,变化可谓翻天覆地。高考不但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教会了我们要努力拼搏,不断地向前奔跑。”(记者 于锋 高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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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分享 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里面不少诸暨前辈的聪明才智与坚韧不拔催人奋进……

不卖关子了!这是诸暨籍作家陈侃章的大著《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作者从亲历者的角度,以纪实之笔梳理了恢复高考的史实,写下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中国高考史上,最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莫过于1977年的这一场,这是唯一在冬季举办的高考,也是中国教育由乱转治的转折点。

那一年,不少诸暨人的身影活跃其中,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照亮着中国的未来。

1977年8月,由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了国内30多位敢于慷慨陈言的教育科技界人士。这次会议对恢复1977年高考具有决定性作用。

本次年龄最大的参会者金善宝,就是诸暨枫桥石硖口村人,时年82岁。身为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的他,结合自己终身从事的农业教学和科研,在会上旗帜鲜明地亮明了观点:“教育和科技是孪生兄弟,科技是红线,教育也应当是红线。修正主义路线确有严重干扰,那也应当‘三七’开”。

金老在农业科学和教育界声望卓越,因此他的发言对全面推进高考恢复颇有影响。

徐启华在上海出生,从小学业优秀。时期,他以知青的名义插队到了诸暨祖籍地,因能说会写,被招工到街亭供销社工作。

手不释卷,挑灯夜读,是徐启华最大的爱好。1977年,恢复高考消息传来,他在初试合格后,参加了璜山五七中学的正式高考,并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据说,当年北大中文系并没有安排在浙江招生,但因徐启华分数考得高,才被破格录取。

徐启华是海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文人和报人,但影响最大,致使他一举成名,且永留世间的还是他的高考作文《路》,还作为高考作文的范文发表在《浙江日报》上,成为众多学子模仿的高考作文之一,具有历史性影响。

放眼当下,自费留学欧美稀松平常,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自己联系大学,渡洋留学,颇像是天方夜谭。恢复高考后,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物理系1977级学生阮建忠,是浙江省第一个靠自己申请成功,且获得全额奖学金的留美学生。

阮建忠是诸暨枫桥人,进入杭大物理系后,成绩名列前茅。大三时,在哥哥的建议下,阮建忠开始向美国的学校递交申请。不久,便收到了凯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欢迎他到该校直接读研究生,并给他提供全额奖学金,每月1050美元。

杭大校级领导获悉后,一致同意阮建忠赴美留学。但护照申请,却是一波三折。校长陈立亲自出面找了省长,帮忙协调,推动了护照签发进度。

历经五个多月,赴美护照终于签发。不过,凯斯大学接受研究生有个硬性规定,必须要有大学本科毕业证书。陈立校长立即特批,同意阮建忠提前毕业,他成了第一个拿到杭大本科毕业证书的77级学生。

到美国仅仅7个多月,且仅仅修了三门必修课,阮建忠就大胆参加了博士生资格考试,结果不但第一个交卷,而且以最高分通过,他的优秀让凯斯大学的教授们刮目相看。

博士生时期,阮建忠的导师是全美具有知名度和权威性的高分子教授Morton Litt。31岁那年,他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计算机图像识别。阮建忠在业内有很高的声望,供职的都是世界著名的生物医药公司。

虽然在美国事业有成,但他一直惦记着祖国。看到国内生机勃勃的开发景象,阮建忠夫妇决定回国创办高科技公司,他设计开发了具世界先进水平的生物医学应用软件,攻克了高新技术应用于生命科学领域的产业化瓶颈,功能和准确性居世界领先水平。

除了在美国波士顿的公司,现在杭州、南京、马鞍山、诸暨等地,都有阮建忠的高科技生物医疗公司,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前景十分光明。

寿柏年是诸暨人,杭州大学历史系1977级学生。1998年4月下海创业,曾任绿城集团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绿城教育集团董事长等职。今年3月20日,寿柏年以80亿元人民币财富名列《2020胡润全球房地产富豪榜》第221位。

寿柏年深知高考机会千载难逢,不惜代价以求一试,苦苦恳求医生,以“系自行出院,出了问题医院不负责任”的方式,才被允许出院考试。

所幸,转危为安,且脱颖而出。寿柏年是那年他所在农场2000多名“农垦知青”中唯一进入本科的大学生。

宣成也是诸暨人,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却与高考终生结缘。他说,这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在高考前没几天,宣成经历了意想不到的事情,眼睛突然疼得要命,后来才知道是烧电焊将眼睛灼伤了,再伤重一点,眼睛可能就瞎了,一辈子无缘高考。

参加全省统考总的还算顺利,1978年春天,宣成踏进了杭州大学的大门。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当时的浙江省高教局,从此成为了浙江省招办的一员。

从当初的省招办到后来的省教育考试院,宣成也从一名普通大学生成长为计算机室主任、信息中心主任。30多年来,他参加主导了高考管理手段现代化的全过程。带过的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等投入高考信息化管理的少说也有100多人。

1977年恢复的高考,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诸暨人的聪明才智与坚韧不拔,也在这次考试中熠熠生辉。40多年过去了,高考虽然不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仍然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在为这些前辈骄傲的同时,诸暨学子也请以他们为榜样标杆,奋进学习,为家乡争光!

原标题:《好书分享 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里面不少诸暨前辈的聪明才智与坚韧不拔催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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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高考狀元追憶40年前高考:一張准考證改變人生

“這張准考證,我珍藏了40年,他見證了我們那一代人命運的改變,更是我人生拐點的見證。”這張巴掌心大小、顏色泛黃的紙片,便是菏澤69歲老人田浩存珍藏40年的准考證。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給百萬祈盼“知識改變命運”的學子帶來了希望。齊魯網記者 張偉 亓子涵 趙佳 攝

1977那年,29歲的田浩存高中畢業已經10年,而且還是三個孩子的父親。國家恢復高考,田浩存放棄工作再去準備參加考試,對他來説,既是機遇,又是不小的挑戰。齊魯網記者 張偉 亓子涵 趙佳 攝

當田浩存得知國家恢復高考制度的時候,最初他還半信半疑,難道改變人生的機會真的來了嗎?就在他猶豫不決的時候,姐姐田浩梅專程回到老家,找到田浩存,勸他一定要報名參加高考。田浩存的同事于福存也勸他,“大家都知道你是曹縣一中的學習尖子,不報考可惜了!”於是,田浩存終於下定決心報名參加1977年的高考。齊魯網記者 張偉 亓子涵 趙佳 攝

线月,那時距離高考時間還有不到半個月的時間。“這張准考證,我為之期盼了10年,曾幾乎黯然失望,沒想到它終於還是被我等來了!”田浩存回憶。直到40年後的今天,田浩存還是如瑰寶一樣珍藏著這張准考證。齊魯網記者 張偉 亓子涵 趙佳 攝

當年的田浩存,在菏澤當地一所民辦中學當老師。報名參加考試後,田浩存白天給孩子們上課,晚上輔導孩子上完晚自習,等所有學生回家後,他才開始在灰暗的煤油燈下埋頭苦讀。圖為田浩存在向記者展示過去的老照片。齊魯網記者 張偉 亓子涵 趙佳 攝

1977年的那一場高考,全國有570萬人報考,菏澤地區就有8萬多人。時隔40年,田浩存對當年的高考情形依然記憶猶新。“當時考生是兩個人一個書桌,考場的秩序非常好,因為大家都知道,參加這場考試的機會來之不易。”田浩存依然記得當年的語文試卷中的作文題目《難忘的一天》。齊魯網記者 張偉 亓子涵 趙佳 攝

那場考試田浩存發揮出了自己的水準,最終以優異的成績考取山東大學歷史系。齊魯網記者 張偉 亓子涵 趙佳 攝

四年的大學學習後,田浩存順利畢業。圖為田浩存畢業時的畢業照。齊魯網記者 張偉 亓子涵 趙佳 攝

畢業後,田浩存被分配到菏澤老家,從事黨史研究工作。圖為田浩存畢業分配的報到證。齊魯網記者 張偉 亓子涵 趙佳 攝

10年後,田浩存的大兒子田霖,同樣以曹縣文科狀元的優異成績考入山東大學,學習法律專業,成為“父子校友”。齊魯網記者 張偉 亓子涵 趙佳 攝

“如果沒有那場考試,我可能還是一名民辦學校的教師,正是那一場高考,改變了我的人生。”回想起40年前的高考記憶,田浩存滿心感慨。齊魯網記者 張偉 亓子涵 趙佳 攝

那一年我的高考|因为高考 我走出茫茫山野

如果不是高考,我可能仍在大宁河边种地、放羊、捞鱼。因为,对一个从小生活在大巴山深坳里的农村孩子来说,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来改变自己的人生,改善自己的一切呢?无论岁月怎样流逝,都无法让我忘怀那个特别的年代——1979年6月火热的夏季。

1979年夏天参加高考的考生们是一个特殊人群。他们中,有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哥哥姐姐,有在厂矿企业干过活、吃过苦的普通工人,还有刚懵懵懂懂走出高中校园的小弟弟妹妹,无论年龄、阅历和对生活的认知程度,都有极大差距。

但,无论是错过了1977年底国家恢复高考头班车的哥哥姐姐,还是稚气未脱的高中应届生,因为高考,大家走到了一起。

1979年9月,来自重庆巫溪县的谭学源(左)和他的老乡同窗,在考上重师后,兴奋地跑到教学大楼前合影。

我出生在重庆边远山区巫溪县,美丽的大宁河上游,是吃红苕、洋芋、苞谷长大的农村孩子。

在那山高皇帝远的小山村,我每天和姐妹一起放牧10多只山羊和两头耕牛。常常是牛羊跑遍整座山,一大群小孩子一起玩儿,牛羊在山上吃草,我们在山腰平坦处做游戏。

大巴山里的农村孩子读书不容易。我们上学很晚,一般八九岁才上小学一年级,要跋山涉水走很远的路。读初高中更远,只能背着红苕、土豆、玉米住校。学校建在山腰,很简陋,清一色的石灰土墙平房。课余、回家,一起参加轰轰烈烈的农业生产运动,挑沙土、背石头、砌石坎儿、修梯田、掏河沟、挖堤堰、造水田……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和同学们都很想参加高考。我们山里人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就像移山故事里的愚公,谁都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高考,是达成这个愿望的唯一途径。

我参加高考是1979年6月。当时,父亲带我进县城去参加考试,这是我第二次到县城。

虽说第二次进城,但对县城的印象依然是模糊的。我和父亲沿大宁河向东步行两个多小时,终于到了考场——城厢中学。

环顾四周,学校在高处,视野开阔,几乎能俯瞰县城。考场的老师很温和,他们热情地带我进考室,引导我找到座位。

记得头一天语文考试的作文试题叫《第二次考试》。我暗想,我这是第二次进城,算不算“第二次考试”呢?

考试成绩下来,我以超过录取线分的成绩,进入重庆师范学院(现重庆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学习。

我常常想,如果不是高考,我可能仍在大宁河边种地、放羊、捞鱼;如果不是高考,我不可能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如果不是高考,大学里饱读诗书,我怎么可能成为社会公益组织的带头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服务工作?

恢复高考,是划时代的大事件,影响和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甚或几代人的思想观念与人生轨迹。

记得进入大学时,绝大多数同学比我年长,毕业前还带他们的孩子在大学校园里喊我叔叔。这些大哥大姐常在我们这些小弟妹面前讲述他们的经历。高考带给他们的,是回城或比回城更大的抱负与愿景。

高考带给我个人的改变,不仅是走出了大山、工作在成都,也不只是知识能力、文化素养的提升,更是从灵魂到精神的浴火重生。 谭学源文/图